上海外国租界历史

上海租界时间表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842年6月英军攻入上海
　　1842年8月《中英江宁条约》（《南京条约》）签订上海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
　　1843年11月14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GEORGEBALFOUR宣布上海于11月17日正式开埠
　　1844年7月《中美五口通商贸易章程》（《望厦条约》）签订
　　1844年10月《中法五口通商贸易章程》（《黄埔条约》）签订美国及法国获得与英国相似的在华特权。
　　1845年11月29日《上海土地章程》公布，正式确定了第一块租界的范围，计830亩（约553278平方米）
　　1848年11月英国将租界面积扩大至2820亩（约1879812平方米）
　　1848年美国开始在虹口地区购地，造成租界事实
　　1849年6月法国建立租界，面积986亩（约657267.6平方米）
　　1854年7月11日成立租界行政委员会（EXECUTIVECOMMITTEE），不久更名为市政委员会（MUNICIPALCOUNCIL）中文名为工部局
　　1857年法租界成立“管理道路委员会”
　　1861年法租界成立“管理道路委员会”
　　1862年美英租界合并
　　同年法租界“管理道路委员会”更名为“公董局”（CONSEILMUNICIPAL），职能与工部局相似
　　同年大英自来火房(英商上海煤气股份有限公司)筹建，于1865年供气.
　　1881年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成立，1883年供水.
　　同年上海大北电报公司开始兼营市内电话业务.1882年由英商德律风公司接办.
　　1882年英商上海电光公司成立
　　1893年美英租界面积扩展至10676亩（约7116621平方米）
　　1899年美英租界正式更名为“上海国际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SETTLEMENTOFSHANGHAI），并再次扩展到33503亩（约22333099平方米）。
　　同年法租界扩展至2135亩（约1423191平方米）
　　1914年法租界扩展至15150亩（约10095990平方米）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公共租界，不久，美英和法国向中国政府交还租界。
　　租界经济发展
　　184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只有11家，10年之后已达到120多家，其中着名的有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颠地洋行、仁记洋行等。因此开埠以后，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上海并迅速发展。不仅如此，国内资本也大量集聚到上海租界。在腐败的封建统治和西方侵略的冲击下，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严重破产，民不聊生，大量破了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小商人无家可归，只得流入看上去颇为繁荣和谋生较易的租界地区。特别是战乱的年代里，租界的“独立”所形成的特殊状态，使它能提供相对安定的生活因而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不仅是贫苦人民，不少地主士绅、富商巨贾乃至失意官僚和退役军官等等也进入租界，这些人往往挟资而来，在租界或其附近经营各种行业。这样，大量中国人汇聚租界，形成人口鼎盛，百业兴旺的繁荣局面。
　　它的畸形繁荣在太平天国战争后不断向前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进入了它的稳定发展时期。作为上海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的主要标志，是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北移和由此而来的上海半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所谓“北移”，就是指上海取代了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这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上海在这种变化中充当了主角。1844年，从广州进口的英国商品贸易额是1550万美元，从上海进口的英国商品贸易额是250万美元。第二年，广州的英国进口商品贸易额减少了约叁分之一，而上海却增长了一倍。进入50年代以后，贸易重心北移的速度更快了。上海在全国出口商品的两项大宗商品：生丝和茶叶贸易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50年代中期以后，生丝出口几乎全部通过上海。而仅从上海运往美国的茶叶，就比广州出口的全部茶叶还多。进口贸易也是如此，上海进口的美国棉布已相当于广州的一倍以上。到50年代末，上海进口船只已是广州的叁倍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内外的形势更促成了上海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就国内来说，由于清政府被迫开放了长江，外国侵略势力可直达汉口并由此进入中国更深的腹地，上海的西侧市场和原料产地的纵深度得到空前的发展；上海北面的广大地区也开放了，天津、营口、烟台相继辟为商埠，成为外国商品的消纳地和转运站，这些口岸的贸易绝大部分都通过上海中转。就国外来说，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和美国的形势对上海的发展都极为有利，日本在明治前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而日本外贸中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几乎全部通过上海，就是日本对欧美的贸易也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上海进行；60年代前半期的美国内战也影响了上海，由于这场战争，世界原棉供应一度短缺，一个时期内，中国棉花成为丝茶以外的出口大宗，几十万乃至百万担棉花涌至上海港口，例如，在棉花贸易高潮的1864年，上海进出口船只的吨位达187万吨，而1860年时的吨位还只有43万吨。60年代后期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较快的时期，而上海尤为突出。到了60年代末，上海对外贸易出口总额持续超过3000多万海关两，相当于广州出口额叁到四倍。1869年上海的全部进口货值将近4900万海关两，而广州则不过500多万海关两，只相当于上海的九分之一。这种比例在60年代以后基本上维持着，而广州以外的其他口岸的进出口贸易，除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新开的汉口增长较快外，在同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从60年代起，上海已不可逆转地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对外贸易的发展，引起了上海经济的连锁反应。19世纪商品进出口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是船，对外贸易的发达促成了由外商投资的航运业的发展，航运业的发展又引起了船舶修造业的发展；它同样处在外商的控制下。同时，各洋行、船厂纷纷在黄浦江沿岸选择地段建造仓库、堆栈、码头，在60年代贸易兴旺的日子里得到了快速发展。贸易的发展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外国资本主义加紧向中国推进银行势力，控制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流通领域。1848年，上海有了丽如银行（又称东方银行）分行，它是19世纪80年代前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银行，也是进入中国的第一家外国银行。50年代进入上海的外国银行有：总行设在印度孟买，1855年在上海设立代理处的汇隆银行；总行设在伦敦，1854年在上海设立分行的呵加剌银行；印度伦敦中国商业银行1854年在上海设了代理处，857年该行和亚细亚特许银行合并为有利银行后，1861年将上海的代理处改为有利银行分行；麦加利银行1857年开业后马上在上海设立分行；以上都是英国银行。1860年第一家法国银行——法兰西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如前所述，太平天国起义时，各地绅商麇集上海租界。租界人口激增，导致地价上涨，租界里出现了一股地皮投机热潮，形成短暂的畸形繁荣。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这些绅商各归乡里，购地造屋的势头逆转，地价狂跌。这时，又遇上伦敦、孟买等地发生金融风潮，波及上海。这些内外因素的交织，使上海租界的经济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受打击最厉害的是经营地产的商人和建筑业。整个地段、整条街道人去楼空，许多建造中的房屋中途停工，地产投机商纷纷宣告破产。以制造建筑材料为主的上海砖瓦锯木厂也随之亏折累累，到1867年总计亏损10万两，不得不折价出让。风潮爆发前一、两年，上海新设的外商银行尚立足未稳；风潮一起，就被迫关门大吉。一度有11家外国银行的上海，风潮过后仅剩东方、有利、麦加利、汇丰和法兰西5家银行。倒闭之风也吹到了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行业。可见，外国银行在60年代还没有形成一股控制中国金融的势力，但这种势力已在酝酿之中。汇丰银行正是在这场风潮中初露头角。它筹建于1865年，由久居上海、香港的英国怡和、仁记洋行，美国旗昌洋行和德国、波斯等国商人发起，也是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它直接为外商在华经济活动服务，它的后台是在中国活动多年的洋行大老板，因此在远东经商的人们都对它发生兴趣。在1866年的金融风潮中，虽开张不到一年，但由于它得到上海各大洋行的支持，不但度过了危机，还赢得了声誉和外商的好感。到1868年，汇丰银行的股票就出现了升水，它为日后英国取得在华金融势力的堡垒地位奠定了基础。上海对外贸易中心的形成，带动了大量外国资本涌进上海。据统计，甲午战争以前，在华外资工厂投资总额将近2000万元，而上海一地就有1200余万元，约占全国总数60％以上，其余分散在广州、天津等地的远不能同上海相比。上海外资工厂投资额的叁分之二集中在船舶修造业、缫丝业和其他便利进出口贸易的工厂之中。大多数在华的外国银行和外国轮船公司，都把上海作为它们的重要据点。这表明，外国资本主义此时还是以商品输出作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

工部局的标志，工部局大楼

畸形繁荣的“孤岛”经济
　　从1937年11月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的4年中，上海虽被日军包围，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却还未遭进占，市政之权仍操在租界外国当局手中，对外交通继续畅通，对内交通也逐渐恢复，内贸形成自由商业市场，对外进出口完全自由，上海遂成一特殊的“孤岛”。当时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为中心的上海经济不但有迅速的恢复，而且还出现了一派畸形繁荣的景象，被称为“孤岛”繁荣时期。
　　在“八·一三”的炮火破坏和日军的洗劫下，上海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上海的一些重要工业区，例如杨树浦、闸北、沪西、南市一带受炮火袭击，工厂几乎被毁。除小部分企业实行了内迁和迁入租界之外，其余企业无不遭受日军的劫掠，资金损失估计在五亿法币以上。据1937年的一个统计，当时上海的产业工人仅余27000人，还不足战争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公共租界里可以开工的工厂仅有400多家。但到1938年底，公共租界的工厂总数已发展到4709家，产业工人总数也发展恢复到23万多人。1938年后的发展更快。仅在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的五个月中，上海租界地区仅新建大小工厂就达1994家之多。像造纸工业，在战前上海仅有10家，在“孤岛”时期恢复和新建的却有18家，超过了战前水平。上海的民族机器工业也是如此。在“孤岛”时期，不仅有原在租界内因战事停顿但旋即恢复生产的120家企业，还有因战事迁入租界恢复生产的204家企业和在租界内新开设的412家企业。加上原来在租界外遭战火破坏经修复陆续复业的48家机器业工厂，上海在1941年底时，机器业工厂总数达到784家。如果从生产方面看，在1941年时，上海除了部分行业因受战争影响原料困难而行业发展受限制外，像毛纺织业、染料业、木材业，机器制造业、造纸业的生产都超过了战前水平，有的生产还几乎翻了一倍甚至更多。当时上海各工业行业的发展，几乎都靠着一度高涨的工业利润。当时的一个银行调查表明：由于“孤岛”时期各行业新设工厂增加，所需机器数量十分可观。加上外汇暴缩，外国机器价格太高，各厂不胜负担，于是原来向国外进口机器的企业，无不改用国产机器。各机器厂出品有限，而需要日多，于是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加上钢铁和机价步步暴涨不息，故各厂无不市利三倍，营业鼎盛，获利亦厚，成为机器工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又如针织业，当时的主要产品线袜利润为37.2％，丝袜为43.4％，羊毛袜为62.6％，卫生衫为79.2％，羊毛衫为54％。这种高额的工业利润为各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盈余。连一些原先亏损的企业，像著名的申新系统的纱厂，战前都有大宗积欠，也在这几年中得以偿清。
　　除工业以外，上海的商业也同样如此。抗战初期，内地与上海的物资交流开始受日伪军管的限制，但在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后，全国进出口重新又移至上海，上海市面逐渐发生变化，呈现繁荣的景象。由于租界与国外的海运通航无阻，加上与内地交通的恢复，各地的豪门富户携带大批钱财避灾来沪后，过着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更给市场造成了虚假繁荣的景象。上海百货行业供应的既有中、低档适合广大市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又有适合上述“避难者”所需要的高档奢侈品，所以整个行业从1939年起突然转旺，同业户数也大大增加。据业内人士估计，1939年同业共有千余户，比战前增加了一倍左右。在零售的小百货市场上，几乎天天早晚顾客盈门，人如潮涌。一些商店为进一步招徕吸引顾客，大肆装修门面。金陵东路的小吕宋百货商店商场地面全部采用厚玻璃内装电灯，每晚灯火辉煌，进店堂宛如步入水晶宫。小百货业原集中在南京东路、广东路、金陵东路一带，这时发展到霞飞路（即现在淮海中路）、西藏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孚路（今石门路）一带。这些地段的小百货商店要比战前增加一倍甚至三倍。当时上海的一些大百货公司营业也空前兴旺。像著名的永安公司在1939年前后每天平均营业额达百万元以上。据商店老职工的回忆，当时天天营业繁忙，“每天从开门到打烊，顾客始终络绎不绝，下午更是拥挤，商场内人如潮涌，柜台旁挤满了顾客。平均每个职工一天内要接待顾客五、六十人，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还经常要加晚班”。公司1941年的营业额也较1938年时增长了五倍半，利润额更增长十一倍以上。除市内商业外，“孤岛”时期上海华商的出口贸易业也出现了新的发展局面。从商行户数看，进口行和出口行的总户数从1937年的二百十三户增加到1941年的六百十三户，户数呈年年增加的状况，其中尤以出口行增加最多。在“孤岛”时期，上海的一些华商出口行在某些货源的收购上占有有利的条件，商品的经营范围也有所扩展，使华商和外商在该出口货物的经营比重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以前一向被外商把持出口的商品，如猪鬃、轻工业制成品、皮毛、草帽、花边、中药材等商品，现在华商经营的出口比重都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在“孤岛”时期，上海大大地扩展了对南洋地区的轻工业制成品输出。在1938年至1941年期间，所有全国输出的轻工业品几乎都由上海口岸输出，这些产品也几乎都是在这方圆仅仅一百平方公里左右的“孤岛”内各工厂生产的。华商的“南洋办庄”、上海的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和华商的出口行形成了沟通“孤岛”时期上海企业与南洋地区进口商人或消费者之间的桥梁。此外，在“孤岛”时期，上海的金融业、营造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等，都也呈现出一定的繁荣景象。这种各业繁荣的局面无一不是与当时上海的租界由于有着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保护，依靠着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相互利用和暂时妥协，取得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有关，上海租界也成了中国民族资本逃避日军压迫、洗劫的避难所。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孤岛”时期上海的这种经济繁荣也只能是短暂的、脆弱的，缺乏巩固的基础。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进而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铁蹄终于闯进了上海租界，使上海的经济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经济，于是“孤岛”繁荣也在战争的炮火中被击得烟消云散。战乱又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再次沦入旧中国万劫不复的境地之中。
　　租界结束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是日凌晨，驻沪日本海军向黄浦江中仅剩的2艘英、美炮舰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它们在2小时内投降。美舰“韦克”号很快就挂出了白旗，英舰“彼得烈尔”号则在日机的轰炸中于6时许沉没。破晓，日本陆军在细雨中，从苏州河各桥开进公共租界。日总领事崛内干城陪着日本军官往见工部局总董李德尔，命令工部局照常工作，协助日军。
　　中午，日军占领整个公共租界。上海海关、英商汇丰、麦加利、沙逊、有利等6家银行和美商大通、花旗等5家银行及大批企业全被日军看管。英、美领事馆人员被迫集中于英国领事馆和华懋饭店，几同囚禁。1942年1月6日，日人借口工部局英、美籍总董李德尔等4人辞职、4人逃走，对工部局董事会进行改组，由日本大使馆参事冈崎胜男任总董，汉奸袁履登为副总董。董事中只有葛乐泰和克隆是欧洲人，其余不是日人就是汉奸。随后，工部局行政机关也实行大换班，日人渡正监为总裁，各处负责人全部易为日人，警务处各级英、美籍官员共27人相继被迫去职。工部局的一般英、美籍职员，先是被大幅度减薪，继而被全部辞退。万国商团被解散，158名军官和1，491名士兵全部自谋生路。连以西洋乐师为主的工部局管弦乐队也就此寿终正寝。日本侵略者把英、美殖民者彻底地赶出了这个苦心经营几近百年的殖民统治机关，使工部局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统治工具。至此，公共租界已名存实亡。
　　日本占据公共租界后，把所有外侨按国籍划分为敌性与非敌性两类：与日本交战国的侨民属敌性，如英、美、加拿大、新西兰等；余皆算非敌性，包括苏联。对于敌性侨民，日军采取步步紧逼的办法进行侮辱、迫害和掠夺。它规定，13岁以上的英、美侨民均须去日本宪兵队登记，领取外侨身分证，其私有财产亦须登记。1943年以后，日军又在浦东设立敌侨集中营，将英、美男子分批圈禁起来。日军占领了公共租界，却没有占领法租界。其主要原因是法国维希政府已向德国投降，法国的海外势力便为德国所得。日本对德国的利益不敢随便触犯。1942年下半年，美军在南太平洋战场转入反攻，但中国战场局势仍很严重。为了促使蒋介石积极对日作战，美、英两国政府在同年10月正式向重庆政府建议，签署一项废止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的条约。日本见英、美用交还实际已不存在的租界来笼络蒋介石，便觉得自己也可采用同一方法来抬高汪伪政权的身价。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制定对华新政策，要求在美、英方面的反攻达到最高潮之前，用各种方法加强汪伪的政治力量，具体做法是：一、令汪伪向美、英“宣战”；二、加强对各地汪伪政权的控制；叁、交还租界；四、加紧掠夺沦陷区的战略物资。日本要汪伪参战，并非真要调伪军去南洋作战，而是要趁机使伪政权全面实行战时体制，进一步适应日本的需要。至于交还已经沦陷的租界，更是一场拙劣至极的骗局。尽管如此，汪伪汉奸还是觉得这有助于改变自己在人民中的形象。用陈公博的话来说，就是“用参战名义可以要求收回租界，可以要求撤销治外法权，更希望因此而要求政治与军事之自由独立”。1942年12月25日，正在日本的汪精卫宣称：“决与友邦日本同心协力，共安危、同生死”，使大东亚战争得到最后胜利，公开发出了“参战”的信号。汪等于27日回到南京后，加紧谋划，准备于1943年1月15日宣布参战。但到1月初，日本得知美国国会将在1月8日审议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中美平等新约》，即令汪伪抢在英、美以前完成参战和废除治外法权的手续。1月7日深夜，日使重光葵向汪精卫转达了日本政府的这个要求。汪等即于1月9日上午接连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和伪国民政府会议，通过有关文件，并在当天发表对英、美两国的《宣战公告》和与重光葵签订的《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规定》。后一个文件规定：“日本政府应将日本国在中华民国之内现今所有之专管租界行政权，交还中华民国政府。”“日本政府依据另行协议所定，应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尽速收回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1月11日，中国政府代表魏道明、宋子文也分别在中美、中英关于取消两国在华治外法权、收回有关租界的文件上签了字。这样，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上海公共租界的历史正式结束了。
　　3月下旬，日本陆续将汉口、天津、苏州、杭州等地的日租界交给伪政府接管。6月30日，重光葵与褚民谊签订《关于交还上海公共租界条款》及《了解事项》，允于8月1日将公共租界行政权及公共设施、资产等完全交给伪国民政府。汪精卫当日发表谈话，对日本此举感激涕零，并希望各国追随日本，交出在上海的权益。日本宣布交还后，为了表示法西斯国家的一致，要求德、意及法国维希政府也采取相应态度。2月14日，意大利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交还在华租界和撤销治外法权。法维希政府慑于日本的压力，不得不在2月23日也声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和租界。7月29日，汪伪接收上海两租界委员陈公博与日本公使田尻爱义签署了《上海特别市市政备忘录》，确认收回的公共租界与周围沪西、沪北及（江湾）市中心接近租界部分地区组成“上海特别市第一区”，设立区公署为其行政机构。第一区公署各处处长原则上由市政府各局局长兼任，财务、工程、消防叁处长得暂由日籍职员充任；第一警察局局长由市长兼任，另设副局长两人，由中日两国籍人分别担任。7月22日，汪伪审计部长夏奇峰与法国驻华大使馆参事柏斯颂签订了《上海法国专管租界交还实施细目条款》及《了解事项》。7月30日上午，汪伪政府正式“接收”上海法租界，特派夏奇峰监收。原法租界地区改称“上海特别市第八区”，任命陈公博兼“第八区公署”署长；原法租界总巡捕房改称“上海特别市第叁警察局”，由陈公博兼局长。法籍人员除个别不愿留任外，均按法方“制度及人事暂不变更”的条件，一律加委留任。1943年8月1日上午，由褚民谊监收，汪伪政府又举行接收上海公共租界仪式，仍是陈公博兼任“第一区公署”主任和“第一警察局”局长。下午，伪市府召开“上海各界代表庆祝收回租界反英美大会”，汪精卫偕最高顾问柴山出席了大会。在上海存在整整一百年的租界“收回”了，汪伪政府自诩“中国领土主权从此完整”，又是庆祝，又是感谢，着实热闹了一阵，日本主子和汉奸奴才相互往脸上贴金，以蒙骗老百姓。其实第一区公署也好、第八区公署也好，仍然为日本侵略者所直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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